文汇报专访交流中心课程教授弗兰克林•艾伦
 
4月25日,在中心与沃顿首期课程开班当天,文汇报文汇学人头版整版适时推出了对交流中心课程教师弗兰克林•艾伦的专访。采访中,艾伦教授提到金融危机本来会更糟糕,好在它给各国政府提了一个醒,让他们比以往更严肃地来对待金融稳定这一问题。同时,他也谈到,全球失衡并没有比危机前有多少改善。最后,艾伦教授高度评价了交流中心与沃顿的此次合作,“浦东和沃顿之间的合作是好事。”全文转载如下:
 
低利率条件下的经济复苏不可持续
美国金融协会前主席、沃顿商学院金融学教授弗兰克林·艾伦
弗兰克林•艾伦(Franklin Allen)是享誉全球的金融系统理论学术带头人,在一些金融学热点话题上,他是最活跃和被引用次数最多的学者之一。今天,他应浦东国际金融研究交流中心邀请来上海讲课。在此之前,艾伦教授通过电子邮件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本报记者 - 田晓玲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金融和经济学立邦终身教授、沃顿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弗兰克林•艾伦(Frankl i n Al l en)是享誉全球的金融系统理论学术带头人,在一些金融学热点话题上,他是最活跃和被引用次数最多的学者之一。

早年在牛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艾伦合作的导师先后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和莫里斯。1980年起,艾伦开始任教于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沃顿商学院,他几乎赢得了宾大所有类型的教师奖。艾伦教授的研究兴趣主要包括公司财务、资产估价、金融创新和金融系统比较,也因为在这些领域的杰出成就,2000年他当选为美国金融学会主席。他还曾经担任过顶尖金融学术杂志《金融研究评论》的执行主编。

上世纪90年代初,艾伦在一些国际知名的刊物上与纽约大学教授盖尔合作发表数篇有关金融系统比较研究的论文,这些论文在国际学术界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2000年,艾伦将这些研究成果汇集成《比较金融体系》一书出版。此书从投资者、金融中介及其他经济主体的微观行为着手,描述了各种金融系统模式的特征以及这些特征对资源配置的影响,此后成为这一领域的经典研究文献。

艾伦教授对中国经济发展也有非常深入的研究,他曾多次到访中国,针对中国金融系统、全球经济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等论题发表讲演。今天,他应浦东国际金融研究交流中心邀请来上海讲课。在此之前,艾伦教授通过电子邮件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就改革全球金融体系、美国政府债券评级下调、全球经济前景、通货膨胀预期与各国利率政策、中美经济再平衡、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等热点话题,耐心而又详细地回答了本报记者提出的问题。

西方国家体会不到亚洲对现行全球金融体系的不满
文汇报:您曾经提出一个观点,认为金融危机也有好处。那么,在这一轮的金融危机中,好处在哪里?现在我们看得到这些好处吗?

艾伦:金融危机有时会带来积极的影响。然而,这次金融危机很特殊,其后果大部分是负面的,许多国家都经受了GDP急剧下降和失业率上升的痛苦历程。在一些国家如美国,长期失业率的上升危险尤其巨大。很多人50多岁就再也找不到工作了,许多刚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年轻人也很难找到好工作。此外,由于税收收入减少,失业保险金之类的支出增加,政府不得不承担巨额债务,在爱尔兰等国,还必须用大量资金救助银行。

当然,危机的影响可能并不都是负面的。这场危机本来会更糟糕,好在它给各国政府提了一个醒,让他们比以往更严肃地来对待金融稳定这一问题。这将有助于减缓危机向破坏性更大的方向发展。

文汇报:G20很大程度上就被看作是此次危机的产物。曾经担任过美国总统国际经济顾问的丹尼尔•普赖斯最近撰文称,G20现在就像是一个指导委员会,为国际标准的制定者们提供政治动力、指明方向,并评估落实情况,匹兹堡峰会后,它的重心就转向了较长期的宏观经济治理。与此同时,也有人认为,现在的全球治理状况是G0。您是怎么看待这一分歧的?

艾伦:危机发生前,协调国际经济事务的机构主要是七国集团(G7)。此后,俄罗斯加入进来变成了G8。近年来,考虑到中国经济令人瞩目的增长,中国很明显应该包含进来。目前的方案是扩大到G20的规模,也就是把中国、印度、巴西、南非等国都加入进来。这是否就是改革全球经济治理的最佳方案,依然悬而未决。

在二战结束后的布雷顿森林条约框架下,美欧一直主导着全球金融架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领导人一直是欧美人,世界银行的领导人一直是美国人。实际上并没有任何条约对此作出过规定,但欧美一直都有足够的控制力能促成此事。令人吃惊的是,尽管亚洲国家的经济力量持续崛起,他们在全球金融治理体系中却从未有过代言人。

前段时间,巴西财长用“货币战争”一词来描述全球金融体系的现实状况,该词之后被广泛引用。我不知道他是否理解该词在亚洲的历史。其实《货币战争》是几年前在中国和韩国的一本畅销书,它描述的是西方世界的阴谋论,即西方犹太人以牺牲亚洲国家为代价来主宰国际金融体系。尽管其中的很多细节属于虚构,但其基本主题就是,国际金融体系是建立在西方国家权益基础之上的。这在亚洲许多国家引起了共鸣。大多数西方人不看这类书,西方出版商也不大愿意引进这类以“西方阴谋论”立论的书,西方国家也就体会不到亚洲人对现行全球金融体系的不满了。

表面看来,G20旨在使全球金融体系更具包容性,但我怀疑它可能产生的效果。危机管理和宏观经济管理是技巧性很高的复杂问题。20个左右的国家坐在谈判桌旁是很难认真地开展讨论和谈判的。举例来说,呼吁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减少欧洲的表决权并增加中国的表决权,这一动议最初遭到欧洲人的抵制。尽管欧洲现在原则上认可了改革的细节,并且未来也会推动实际的改革,但是,现状并没有改变。相比更简单的结构,G20的结构过于复杂,很容易给改革带来障碍。

文汇报:那么,在您看来,可行的改革方案又是什么样的?

艾伦:在我看来,更有效的改革方案可能是创建一个G4,包括欧盟、美国、中国和日本。欧盟和美国是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经济体,规模大致相同,所以应该一视同仁。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和规模扩大,它在全球体系中的分量应该增加,同时,印度、巴西和俄罗斯的经济规模持续扩大,它们也应该加入进来。这一方式能更有效地管理全球金融体系、减少西方的主导态势。

全球失衡并没有比危机前有多少改善

文汇报:美国政府债务评级下调是最近关注的热点。美国财长盖特纳近日表示,除非美国国会采取行动,否则美国政府最迟将在今年5月16日触及14.29万亿美元的合法债务上限。政府债务违约将带来比最近一次危机更加严重的金融危机,民众将面临“严峻的困难局面”。政府债务危机对全球经济而言将是一个可怕的因素吗?

艾伦:未来几周,如果在触及合法债务上限时出现违约,形势肯定会非常严峻。没人知道结果到底会怎样。它可能是全球性的灾难事件。另一方面,投资者也必须看到,债务上限终究会得以拓展,美国政府证券的价值将得以维持。违约一旦发生,未来就存在着极大的不确定性。

美国共和与民主两党在国会的谈判困难重重。美国政治的新势力茶党会尽可能多地要求减少政府开支以拓展债务上限。共和党人不赞同这一要求,他们在2012年大选中将会面临严峻挑战。民主党人则会竭力阻止共和党削减政府开支。如此复杂的局势通常会以妥协告终,但通向终极解决方案的道路则异常曲折。

文汇报:另一方面,数据显示,欧元区17国连续第四个月出现了高出欧洲央行为稳定物价所设2%的CPI警戒线。迫于通胀压力,欧洲央行采取了加息措施,这也是欧洲央行首次先于美联储加息。亚洲、欧洲相继进入通胀阶段。您是怎么看未来全球经济走势的?

艾伦:许多国家的通货膨胀率,包括中国、美国、欧元区和英国,都已经显著提高。这有可能成为全球经济的一个大问题。中国央行已经多次加息。欧元区关注的是一般通胀状况,其指标包括了能源和食品之类的可变价格因素在内,从而更能反应出实际的通胀状况。石油价格持续上升以来,一般通胀率一直居高不下,欧洲央行因此才加息。相比之下,美联储更注重核心通胀率,即排除了诸如能源价格之类的许多可变因素之后的通胀率。美国的一般通胀率很高,但核心通胀率仍属温和,所以美联储在短期内不大可能加息。

问题在于,如果能源和食品价格的上涨只是暂时的,那么欧洲央行就没有必要加息。如果这些价格的上涨是一种新的持久趋势的开端,那么,美联储的政策可能难以遏制通胀,通胀又会重新主导经济运行。我的看法是,从长远来看,能源、食品和商品价格会不断提高,因为世界上大部分地区的人口,尤其是中国和印度等新兴经济体的人们有了更高的生活标准。因此,从长远来看,欧洲央行的货币政策可能会更好。

文汇报:不过,最新数据似乎也表明,美国的失业率连续四个月出现了下降。这是否意味着美国经济开始逐渐走向复苏?

艾伦:美国失业率的下降是令人鼓舞的。然而,下降速度依然缓慢,可能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恢复到此次危机前的水平,尤其是长期失业率和青年人的失业率仍然很高。另一个令人不安的情况是,美国人口的就业率依然显著低于危机前的水平。许多人索性退出了劳动力市场,不再去找工作了。

失业率的下降,是否就意味着长期的经济正在复苏并能得到持续改善?现在美国的利率很低,远低于历史上同类经济衰退时期的水平。2004-2006年间,美国经济运行似乎非常好,失业率也较低。然而现在回想起来,就会发现这是一种幻觉。我们并没有恰当地评估经济运行中的风险以及由此带来的经济不平衡,资产价格泡沫在美国以及爱尔兰、西班牙等许多国家出现了,最终,这些因素导致了全球金融危机。

就目前情况来看,尽管美欧并没有资产价格泡沫,但亚洲部分地区的资产价格泡沫正在出现,全球失衡也并没有比危机前有多少改善。就当前的经济状况而言,汽车业表现良好,在许多国家都得到恢复。问题在于,这当中有多少是低利率所致,而一旦世界主要经济体开始实施紧缩政策,这种经济复苏又有多少能够持续下去。

与历史相比,长期利率似乎处于低位。随着人们对通胀的担忧,很可能会提高利率水平。许多国家现在都有高额的政府债券。在美国,政治家们才刚刚开始认真讨论政府赤字和长期负债问题。一旦宽松财政政策使通胀预期抬头,很有可能会扭转美国和其他经济体近期的经济好转趋势。

保持低利率从长远来看是一个比较糟糕的政策
文汇报:全球不均衡状态是一个让人担心的问题,但同时,也有分析人士指出,如果中国先于美国完成再平衡,转向内需拉动,那么美国经济将会失去全球非常重要的资金支助,从而陷入困境。对此观点您怎么看?要实现全球再平衡,责任究竟在美国一方还是在中国一方?

艾伦:这是世界经济体系面临的重要问题。美国赤字经济运行由来已久。中国的经常账户盈余和外汇储备快速增长则是新近出现的。在我看来,问题的很大部分源于美国过去十多年采取的宽松货币政策。美联储预防经济衰退的行动过度了。这在短期内可以行得通,但从长远来看却走不远。我们必须认识到:保持低利率从长远来看是一个比较糟糕的政策,可能会导致危机。在我看来,我们需要转移视角,即由市场来决定利率水平,而不是听命于央行的干预。抑制通胀是可取的,但人为降低利率以维持低失业率,往往会带来长期的问题。对外国长期负债也不是健康的发展方式。

在中国这一方,外汇储备的累积也不是特别好的事情。相比美国和其他发达经济体,长期而言,中国可能是一个更好的储蓄投资地。一个理想的对策是,中国政府可以让人民币成为储备货币,而不再有必要持有大量外汇储备,如此一来可以大幅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美国政府过于关注中国的经常项目了,如果把资本账户也考虑在内,人民币究竟是被高估还是低估,则很难说了。在中国,储蓄的出路依然有限;如果中国公民和公司也能调动他们的储蓄去国外投资,就可能获得更多样化的工具。另一方面,许多外国人投资于中国经济,也能获得增长的机遇。

中期来看,中国政府让人民币自由兑换,使其成为储备货币。有相当多的证据显示,中国政府是希望朝这个方向迈进的。他们鼓励以人民币来结算贸易。同时,他们允许外国公司如麦当劳等在香港发行人民币债券。然而,这项长期的工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特别是在开放资本账户方面。

文汇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去年底的那次讲演中十次提到了中国,其中一次谈到:“长远来看,如果我们一直向中国借钱的话,我们是没办法与中国竞争的。”在您看来,如果要改变美国一直向中国借钱的状况,美国将来会怎么做?

艾伦:我同意奥巴马的看法。长期来看,美国向中国大量借钱是不健康的。造成这个局面的部分原因在美国,过低的利率鼓励了过度的消费。美国应该作出改变,更多依靠市场来决定利率水平。

文汇报:奥巴马在讲演中还提出,美国要加强对基础设施、科研创新和教育的投入,否则会在未来的竞争中有落后的危险。美国总统似乎非常担忧美国未来会输给中国。

艾伦:毫无疑问,在经济方面,中国是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它在过去30多年取得的经济成就令人注目。这是历史上最伟大的经济奇迹之一,它让数以千万计的人脱离了贫困。

同时,美国也是一个强大的经济竞争对手。过去几十年,它一直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从长远来看,它已经成功地创造出许多新兴产业,包括汽车、航空计算机、生物技术等。事实上,过去一个世纪,大多数新兴产业最初都是由美国创造出来的。

这并不是说我们的基础设施就不需要进一步完善。我们的公路和铁路都已破旧,美国需要投入更多;我们的教育制度也存在不足,与他家相比,我们的科学和数学基础课程教得不好。这些改革是否只是联邦政府的事,这个问题很重要。事实上,各个州和地方政府也要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

文汇报:上海提出了建设与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的目标。在您看来,其中最关键的应当是什么?

艾伦:二战前,上海就是亚洲最主要的金融中心,和纽约和伦敦一起也是全球主要的金融中心之一。它处于亚洲经济活动的中心,很容易到达北京、日本、韩国以及中国的南方。同时,上海周边地区也当然是中国经济最富有、最重要的区域。

上海要想恢复往昔的辉煌,要紧的是人民币实现自由兑换,同时,它的金融系统要向全球开放。当然这些都是中央政府层面的事。很多地方因素也很重要,包括培养和引进金融方面的高技能人才,成为一个更吸引人才居住的地方。在这方面,上海政府已经取得巨大进步,包括建立上海高级金融学院以及推出一系列教育方案。它们将有助于上海金融中心的建设。

文汇报: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对金融人才的需求非常强烈。您这次是以浦东国际金融研究交流中心与沃顿商学院合作项目的培训师身份来上海的。根据您的观察,上海的金融人才条件还存在哪些不足?

艾伦:浦东和沃顿之间的合作是好事。沃顿在金融教育方面有悠久的优良传统。我们非常希望能帮助上海金融教育的发展。对沃顿而言,这个项目也很重要。我们需要更深入地了解上海金融服务行业。我们希望这一项目是一个起步,希望我们的教学可以提升上海人才的技能,帮助他们与伦敦和纽约竞争。